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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戰常識的現代食品供應鏈在中國,食品安全如同水缸中的葫蘆,無論你如何發力,總是沉而又起。當我們試圖對葫蘆進行嚴刑拷打時,也需要考慮水,即承載體的哪些特征造就了永遠沉不下去的葫蘆。食品供應鏈就如同水缸中的水,其自身滿含張力,食品安全只是其溢出的最容易被媒體和消費者追逐的熱點問題。而諸如底層農戶缺失談判能力和地位、食品企業非法勞動用工等,同樣凸顯了中國食品供應鏈的特征,并與食品安全問題產生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食品安全問題古已有之。唐代著名文學家柳宗元曾經為了治療消化不良,遵循醫生的建議服用茯苓,結果在市場上買到了用芋頭偽裝的假茯苓,導致病情加重,輾轉一年才治愈。 但是,食品安全能夠在一國范圍之內演化到“談食色變”的程度,需要兩個前提條件:其一是食品供應鏈的日益復雜;其二是化學農業的介入。 在柳宗元的年代,食品供應鏈更多是一個極短的自循環體系。由于農作物產出量有限,除了皇族和“公務員”能夠一定限度地脫離農業生產之外,大多數人被困于農地之中,同時生產和消費種類有限的主糧、蔬菜和肉類。即使是在市場交易達到頂峰的宋朝,城市化比例在20%左右徘徊,社會從業者的主體仍然是自產自食的農戶,在有限的市鎮交易中,食品的交易在熟人社會中發生。很顯然,武大郎賣的炊餅,其消費者僅局限在對面樓的王婆、武松在衙門的各同事,以及清河縣政府所在地的其它居民之中,這決定了武大郎只能賣“良心炊餅”。因此,專制社會的“食品安全”是一個真正的貴族問題,只有皇親貴胄才有能力動用全國的交通資源來運輸各地美食,為自己的嘴巴服務,他們也因此需要承受陌生人社會的不確定風險。但解決辦法很簡單:特供,以及基于專制權力之上的嚴刑峻法,動輒便以狗頭鍘伺候。 當越來越多的人脫離農業生產之后,這一般也是我們所認為的“現代化”的必然結果,食品供應鏈的自循環體系和熟人社會特征被完全打破。而之所以更少的農業從業者能夠養活更多的非農業人口,我們認為這是化學農業獲得的巨大的短期利益。從此,有更多的農產品可以進入深度加工環節,不僅貢獻于工業生產,也極大地豐富了人類可攝取的食物種類。因此,食品供應鏈不再是從小麥到饅頭的“常識性”問題,而是從非洲可可樹到M&M巧克力豆的復雜“知識性”環節。而從常識到知識的轉化,也就意味著必須經過專門培養,只有一小群人能夠清楚闡釋和操作食物轉化的奧秘。 至此,食品供應鏈走完了自己漫長的進化階段,它的每一步成長都與農業經濟的變遷他社會的轉型密切相關。種植者不再扮演一個關鍵的“試吃”角色;供應鏈從非洲的種植者延伸到中國本土超市;加工環節日趨復雜,為消費者帶來過多的不確定性。而這些,和社會中彌漫的不信任感疊合在一起,促成了今日中國食品安全的亂局。 可見,食品安全問題需要被分解為“質量達標”和“消除不確定性”兩個層次。前者類似“吃了這東西的確沒有死”,后者類似“我相信自己吃了不會死”,是一種食品安全感。在一個食品安全感強的社會里,同樣會發生食品安全事故,但不會發生“自己買羊,自己擠奶給孩子喝”的事情。 為何中國人的食品不安全感會如此之強?可歸納有二:其一如上所述,供應鏈加工環節復雜,已經超出常識的范圍,人們對于未知事物如復雜的添加劑有強烈的不確定感。其二需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曾經有人說日本人有極強的食品安全感,因為在他們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極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工作,因此推己及人,也就相信食品工作者同樣一絲不茍。姑且不論這個段子的真假,但提供的觀察視角相當有益,中國社會中的“混日子”文化,“得過且過”,“跟著感覺走”,需要從我們每個人身上找根子。因此,提升國人的食品安全感,要從薄弱的科普教育著手,從食品科技的角度來普及工業生產中所使用到的各種添加物質。而不是等到問題發生,才有專家出來澄清。 現在,一些城市白領和民間組織業已開始嘗試“社區支持農業(CSA)”的模式,其實就是重建消費者和生產者的直接聯系,再造熟人社會。這無疑是極好的嘗試,但由于受價格、產品種類以及物流限制,只能成為一部分人解決食品問題的可選方案。 對于大多數消費者而言,保證現有食品供應鏈中每一個環節的質量達標,才是力所能及的解決“質量問題”的方向。如何去監察每個環節中加工者的行為,這需要政府投入人力和財力,提出切實可行的行動方案。而消費者承擔的則是對政府問責的作用。事實上,目前消費者并非缺乏問責的意愿,而是缺乏強有力的問責途徑和保障。其次,如何在中國引入“懲罰性賠償”,這也是消費者與食品企業的游說力量抗衡,爭取法律和政府支持的過程。 我們可以采取多個角度去分析食品安全問題,例如從農戶和工人在供應鏈中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來論述農產品種植和加工環節的質量安全,但只要最終落腳在解決方案上,無可回避的就是政府是否能夠承擔應有的職責,無論是對食品企業生產的監管,還是保障消費者、車間工人、農戶的合法權益。 我認為,在食品安全問題之下,所有在中國生活的人們,無論你是否享受特供,終有一天你或你的家庭都將會受累于充滿想象力和創造力的中國問題食品。而任何一種焦慮,都不會強過對食品安全的焦慮,這不僅關系成年人自身,也與中國人最看重的子息綿延緊密相關。網絡間流傳的關于食品體系的種種黑色幽默,既可以讀出被調侃的悲涼,也可以視為一種等待出口的被壓抑的憤怒和不滿。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在食品供應鏈上游從事種植、畜牧的小規模農戶將逐漸通過土地兼并和租賃,化身為規模農戶和企業自有農場中的工人,這個趨勢在中國的東北、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已經出現。這帶來兩個結果,首先是部分農戶被擠出農業生產,需要在城市中尋求工作機會,依賴于市場交易來獲得食品,這些人將多居住在三線城市和市鎮,屬于食品監管的薄弱區。因此問題食品的潛在受害者數量將增加;其次是政府一再強調的由于源頭過于分散而導致的食品監管難題,將由于農業生產模式的轉型得到極大緩解。政府可以通過補貼的形式,建立完善的食品企業產品追溯體系。在食品供應鏈全程透明的前提下,配合懲罰性賠償和消費者壓力團體的形成,食品安全這個葫蘆,才能最終沉入水底。 來源:供應鏈中國網 【 關閉窗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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